第二十五章 阴性之水

　　真是奇怪，他拿什么来论证来的，五行学说中的阴性之水，和军事，以及武将联系在了一起。雄赳赳气昂昂的将军们，居然“亦阴也”。
　　彻底无语。
　　正赶上皇帝也在无语的状态中，欧阳修的大作就被留中封存了起来。时间一点点地过去，各种各样的谣言在上浮，同时也在悄悄地滑落，舆论很奇怪，它的本质就像期货一样，谁想利用它升官发财，就得手脚麻利点！
　　文彦博很急，但怎么急，也得看准了时机。在这一年的四月之前，他焦头烂额地忙着给六塔河事件擦屁股，五、六、七三个月里的事更加重大，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里大到无与伦比的事。和这件事比，除非狄青真的拥兵造反了，不然就算狄青哪天突然激动抓狂，在金殿上把整个文官集团都胖揍一顿，把一个个人脑袋打成了猪脑袋，都没人在意。
　　到底是什么事，稍后再说。现在跳到八月份，这件大事还在继续中，但终于缓和了些。因为一个人的出现。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大佬，就算文彦博、富弼、包拯等仁宗朝名臣加在一起，对宋朝历史进程的影响都没这人大。就是这个人，写了一封奏章，让仁宗在多半年的沉默后，第一次开口说了话。
　　人心一片轻松，狄青的罢免提案终于浮上了水面。
　　提案递交的方式很高超，是中书省的集体提议，不是哪个人，更与西府各大臣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哪个具体的人和狄青过不去，是“大家”都想这么说的。
　　面对罢免，狄青心情复杂，这时就要提一下，他为什么在4年的时间里，面对那么多显而易见的指责、非议，还一定要留在枢密使的位置上不下来。还有，4年前为了他当枢密使，宰相和参知政事掐成一团，他也视而不见，一定要当这个官了。
　　千年以来，总是有人说，狄青你就名利心轻点，扔了这个官又能怎样，不就一身轻松，活到百年了吗？对不起，如果狄青真的这样做了，他还是一个热血沸腾、敢勇争先、永不放弃的好汉子吗？他是英雄，他有与生俱来的自豪感，在他少年犯罪从军时，都不把东华门外的“好男儿”状元郎放在眼里的自尊！
　　为什么要自我轻贱，实际上他是和范仲淹一类的人，虽然起步不同，但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完成了人生由低到高的艰苦跋涉，走过了这一程，凭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出人头地？！
　　在这样的心情底蕴下，他读完罢免提案，走到了皇帝的面前。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臣无功而受两镇节麾，无罪而出典外藩，这不公平。”
　　前一句是自谦，后一句是愤慨，百战之功，无罪罢免，我不服！
　　皇帝同意，这的确不公平。这时赵祯已经能说话了，他安抚了下狄青，让他先回避，接着找来了文彦博。“狄青是忠臣。”皇帝这样强调。
　　封建时代，宁用忠，不用能，这是条总原则。只要符合了这一点，哪怕你脑子很蠢，手脚也不干净，一样得上级的欢心。这时仁宗提出这一点，可以说是要在根子上给狄青定性。这是好同志，我要留任他。
　　可文彦博就是有那样的能耐，一句话就能驱敌为奴，更能几个字就让优点变炸弹。他说：“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？”
　　注意，这就是宋朝臣子的特色，这就是名臣士大夫的风骨。他们敢拿自己王朝的开国皇帝说事，问赵匡胤难道不是柴荣的忠臣吗？要皇帝怎样回答。说是，好，为什么叛变了？宋朝是从哪儿来的？别再用群臣推举，迫不得已说事，您是由士大夫从小教育长大的，应该知道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这是做人的根本点。实在为难，当时为什么不自杀？！
　　说不是，那就惨了，您在说自己的祖宗是个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……当天仁宗再没说一句话。皇帝和宰相之间横亘着一道致命的沉默，这让狄青的命运被确定，同时也让文彦博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一个断点。说来这也是他的一个失误。
　　他没想到狄青真的是个官场二杆子，面对罢免能直接找皇帝要说法。而他本人既然提起了罢免，就没法善罢甘休，要搞倒一个人，就一定要搞到底。缚虎易、放虎难，这事儿不止是几十年后秦桧的老婆才知道！于是就只好坚持，于是被迫与皇帝对立，于是终于埋下了近期内就被踢出朝廷的伏笔。
　　这些狄青都不知道，他坐在皇宫高墙之内的西府枢密院里，在军方第一人的宝座上接到了一个非正式的命令。他被赐予了一个特殊荣誉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希特勒给他最年青也最善战的陆军元帅隆美尔的命令一样。
　　你可以保留你的军衔、家人的安全，拥有追悼会。只是必须自杀。
　　狄青也一样，这是宋朝给他的最后一个恩赐。他可以自己提出辞职申请，有一个体面的下岗理由。历史在这里再次显示了真相的魅力。下面发生的事虽然隐约，但无比真实地显示了狄青是个怎样的人，他的敌人又都是怎样的。
　　接到这个命令，狄青仍然没有执行，他想不通，就要去问。根本就不去管是不是会得罪什么人，对以后的升迁会不会留下后遗症。同时也显露了他的官场底蕴，前面都提过，像文彦博、贾昌朝、王尧臣之流，他们在皇宫内部布满了眼线，有什么内幕，刚发生了什么，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。从而保证自己官运亨通，平安大吉。
　　狄青却什么都没有，当官凭的是实打实的功劳，要那些劳什子做什么？于是他就不知道是谁在搞他，他直接去东府，问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罪名。
　　接待他的人正是文彦博。他像自己找抽一样地追问，结果就得到了最真实的答案。或许在文彦博想来，狄青一定是知道了是他在捣鬼才来的吧，他直瞪着狄青说：“无他，朝廷疑你尔。”
　　没别的，就是怀疑你。
　　狄青在那一瞬间信心崩溃，一直支撑着他的信念倒塌了。在史书中，在各种遗留下来的资料里，连当时弹劾他力度最大的文人，也没能指出他有什么具体的错误，连人生的小瑕疵都没有，连后来岳飞的挚拗、凶狠（亲手杀舅舅）等指责也没有。
　　可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一个人让对方不放心，无论怎样做都是徒劳。狄青被这句话悚然惊呆，连退了好几步，再没有话说，黯然走出了中书省，走出了皇宫，走出了东京汴梁城。他被“提升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副宰相之职，出判陈州。
　　临走前，他对自己的一个亲信说。我此去必死。亲信不解，他笑了笑，陈州出产一种梨，名叫“青沙烂”。青此去，必烂死。
　　被他说中了。他去陈州不过半年，就死于“背疽”。这种病在古代比较多发，著名的有项羽的谋臣范曾，朱元璋的大元帅徐达，都是忧愤交集、无可奈何地死去，基本等同于气死。
　　狄青也是这样，他在陈州的半年，每隔半月，朝廷就派人去“问抚”一番，这种待遇数遍宋史300百年，只有狄青这一份。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朝廷这样“爱”他。
　　他死了，文彦博和当时整个文官集团，没有夸张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，说过狄青不应罢免，他们得逞了。接替枢密使位置的，是他们非常认同的一位同道中人，韩琦。强悍的，了不起的韩相公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里，重新当上了宋朝的宰执大臣。
　　世界终于恢复秩序，宋朝的官场变得安宁和谐。狄青死了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。他的死，不管冤不冤枉，都非常符合宋朝的立国精神。守内而虚外，宁与友邦，不与家奴，不管怎样，我们不会被自己人欺负！至于文彦博等人，说句痛不在己，说得轻松的话。
　　也不必太痛恨他们。杀死狄青的不是文彦博，而是宋朝的大气候，他是被那个时代压死的。就算没有文彦博，也会有武彦博，没有欧阳修，也有欧阳理，总会有文人跳出来找他的麻烦。狄青，就是风暴中辗转飘浮的一片落叶，被风吹上了云端，又被风刮落到尘埃，一切身不由己，并且很快就会淡忘了。
　　直到仁宗之后第三位皇帝，神宗当政时，他才被想起。那时国家征讨西域，苦无良将，才想起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常胜将军。而在他刚刚被罢免，或者刚刚死去时，举国无人念他，只有一行干巴巴的官方记录――赠中书令，谥武襄。
　　那时人世间的焦点，是文人们一次旷世的盛典。
　　宋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一月，又一届科考开始。宋朝科考无数，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，但论地位，这一届无与伦比。
　　前提是文学方面的。
　　中国文学史上盛称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其中唐二宋六，宋朝所占的这六个人中，有四人在这一届的科考中汇聚，盛况可谓空前绝后，数遍中华历史，只此一份，再无后继。还有一位，其实当时也在京城中。只是他为人太特立独行了，不跟这些凡夫俗子们一起玩。
　　抛开这位“不为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神仙爷，去说这四个人。四人之中，以欧阳修在当时为首，他是主考官。这是历史的契机，以他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韩愈文集开始，一生至此已经整整50岁，他成熟了，对于文学，对于历史的掌握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样的“体”，才足以截“道”。
　　这是个根本点，在这次科考之前，体和道之间，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。浅显地说，就是全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以讲究辞藻为能事，谁会修饰，谁就是大家。这样文章中全都是些讲究到了极点的险韵、怪字，大家争奇斗艳，看谁能玩出前所未见的花活儿。
　　至于文章的宗旨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文章，这个终极问题，就没人在乎了。欧阳修身为当时的大方家，注意，还不是大宗师，他非常的愤怒。他一直在倡导要恢复古文，像古人那样，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事儿说清楚。
　　得与国家有利，与民风有益，文章绝不是时装秀，科考也不是T型台，这是要传颂万代的，不是仅仅一时的敲门砖！
　　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，寻找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，他找到了。这真是个异数，茫茫神州，幅员万里，宋朝开国已经百年，文教之盛，是自有文字以来前所未有的，可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，居然在辟远边陲的西鄙之地――四川境内。
　　四川在当时是地道的老少边穷地区，财富是这样，文化上更是。数遍整个四川，在这次科考之前，只出过两个进士。
　　一个在真宗天禧年间（公元1017－1021年），是位姓孙的中举。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圣二年，他姓苏，叫苏焕，眉山人氏。就是在这一年，眉山当地欢庆新举人产生的时候，有一个17岁的少年变得沉默。他就是苏焕的三弟，苏洵。
　　苏洵是个快乐的青年，此前的岁月里玩就是他生活的全部。这时他被震撼了，二哥的荣耀，父亲的笑脸，让他的一些东西觉醒，功名，原来是这样好的东西吗？他开始重新读书了。注意，是重新。这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容置疑，但就是个玩心大，只此一点，就铸就了他一生的郁闷。
　　17岁时发奋读书，苏洵是真的努力了。三年之后，下一届科考开始，他一次性通过了乡试，沿着哥哥走过的道路，向传说中的繁华帝都前进。这时他深信，世界是他的，功名是他的，一切都是他的。但是结果……他落榜了。
　　当时他只是觉得有点沮丧，或者有点惊讶，为什么没考上呢？动怒没有半点的悲哀。他知道自己还很年轻，这时不过才20岁，再考就是了，我这么聪明，肯定会成功的。于是他轻装返回家乡，回程的路上，顺便饱览了大地山川，湖海汪洋。他的眼界开阔了，胸襟变得宽广。
　　悲哀也在这时悄悄地降临。
　　他读书的本意是为了功名，这一点始终不变，贯穿了他一生。可他的性格却在另一条轨道上。他精力充沛，性格倔强，而且胆子超常的大。这几样素质凝结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就注定了他不会乖乖地听话。尤其是不会听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话。
　　这时他20岁了，此前只是个朦胧中的少年，他可以深信书本，去死记硬背，为了功名不顾一切。如果能在这一届考中，他就会沿着富贵之路顺利地往下走。可他没考中，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间，这就不好说了，他的心灵在成长，学识在按着他的天性，在选择性的积累。
　　再不是别人教他怎样，他就怎样的局面了。
　　这是他个人的不幸，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幸运。历史可以证明，每一个非凡人物的成长，都有他自我觉醒，自我完善的过程。
　　没有任何伟人，是教室课堂里批量生产的。
　　苏洵一路漫步回川，他看到了剑门以外的世界，也有了人生的首次挫折，这些都让他的心灵起了变化，奇妙的是，这些变化是他本人事先都想不到的。他厌烦了书本，那些用来考功名的声律、默义等等“学问”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。
　　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怪人，年青轻轻，不务农、不经商，也不读书，有时一个人默默发呆不说话，有时候却和一大群的浪荡少年欢呼纵饮，旁若无人。更多的时候他游山玩水，登临湖海，若有所思，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结婚了的话，就真的像是个世外散仙了。
　　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4年，好日子终于到头了。他妈妈突发急病，医治无效。这时他才感觉到了悲哀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这是人生最大的伤痛，而苏洵的痛苦要更深一层。他根本就没想过母亲会走得这样早，所以还没有开始“养”！
　　他要给母亲以荣耀，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当年扔下的书本，功名，无论如何要快速得到功名！从这时起，他27岁，到39岁之间，共12年，他夜以继日，发奋苦读。就像《三字经》里所说的那样：“苏老洵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。”
　　12年间他两次进京赶考，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，失魂落魄而归。他实在是搞不懂，自己真的是那么笨吗？为什么他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能高榜得中，自己却一再地蹉跎。39岁那年，科考再次不中，他抑郁满胸，无可排解，再次走向了山水之间。
　　历史的契机出现，福无双至，灾不单行，就在他走向江西庐山，寻求心灵的安慰时，他的老父亲终于故去。
　　苏洵千里奔丧，踉跄归家，细思量12年间双亲故去，自己将近40，居然一事无成！人生至此，恨不得自残才能稍微痛快点。
　　某一天，他万念俱灰，在父亲的灵前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写的文章一张张地扔进了火盆里。科考、功名，此生再也不想了……奇迹就在这时出现，万念俱灰才能否极泰来，扔掉了以往的所有，一个新的天地豁然出现。苏洵在守孝期间，百无聊赖，把家中所藏的几千卷古书都博览一遍。
　　那些书，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脉相承，从无间断的文明之光。这道光束，由孔子点燃，他死后百余年由孟子继承，之后数十年有荀子，再二百余年后有杨雄，后千余年出现韩愈。韩愈至宋，已经近三百余年了，此间战乱频繁，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。
　　三百余年的空白和期待，有些人在繁华世间声名显赫地追寻着，像欧阳修；也有人在西陲一隅默默地若有所思，像苏洵。
　　抛去功名的牵绊，他返璞归真，同样沿着这条路向前走，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。但同文不同命，闻达各不同。他这条路走得太慢，太累，太沉默了。
　　39岁起，至46岁，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。他不再想着进京，京城却终于有一位名人来到了西蜀。这是位有能力，有见识，办实事的人才。尤其难得的是，此人的成长经历与苏洵有些相似，这让他们有共同语言。
　　命运向他微笑了。
　　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，年轻时的跳脱浮躁，变得深沉寡言，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，换作了对世间万物的认识、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。
　　他成了一位大儒。所谓大儒，不仅要精通百典，更要自成一家，向内可以自省己身，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。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所写出来的文章，才是自孔子始，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。
　　细思量，会发现苏洵的人生，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，是偶然还是必然呢？透出那么多的巧合，让人掩卷深思，摇头苦笑。
　　比如他的人生曙光。
　　在皇祐五年（公元1053年）前后，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成。但是地处边疆，无人问津，眼看着要老死乡里，默默无闻终生。别忙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突然间刀兵四起，烽火连连。
　　侬智高叛变了。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，一战成功，飞越天险，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。打住，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？
　　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，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。侬智高逃到了大理，之后都有个传言，他会再打回来，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。
　　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谣言可以杀人，更能轰动天下。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，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，还派去了一位能人，前三司使张方平。
　　张方平，字安道，河南人。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，却不是进士出身，要说学问从哪儿来，比苏洵可强了好多。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，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，他名列第二。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，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。
　　他能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曾经向人借“三史”，10天即归还，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强，也是迫不得已。他家太穷了，生活都成问题，想读书只能去借，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。
　　简短地讲，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，军政两手抓之后，还重视文化，是他发掘出了苏洵，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。
　　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。这封信非同小可，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，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。
　　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，欧阳修是范仲淹的“朋党”，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，你死我活，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，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，古道热肠。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、哲宗、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。
　　从某些角度上来看，他们都是君子。
　　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，来到了京城。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，此番不比往常，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。在短时间内，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、名臣都建立了联系。比如欧阳修、余靖、田况、文彦博、韩琦、富弼等等人，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。
　　无一例外的，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，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。
　　苏洵很纳闷，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？回头细想，他来京城是有目的，儒家是入世的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，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，这些想法，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。
　　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？
　　这就是他的命运，他来得不是时候。如果早15年的话，那时与西夏开战，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，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，他那时出现，不难博取功名；可是15年之后，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，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，已经有明文规定，不许越级提拔人才，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。
　　人人都在体制内，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，才能给您个例外？
　　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。比如给韩琦的信里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，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，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。方法对不对，对，狄青就这么做的。可那是临敌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。并且今日之韩琦，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。
　　杀人？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，凝练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，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。
　　再比如给富弼的信，他开口就是指责，从庆历年间说起，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，一点情面都没留，怎么狠怎么讲，没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。
　　是不是失心疯了？不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孟子教他的。
　　孟子曰：“说大人，则藐之。”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，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，游说到梁惠王时，除了言语不逊之外，转身就能说出：“……望之不似人君。”的话。
　　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。
　　可以说是胆大妄为，不把君王放在眼里，更可以说，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―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上下尊卑有序，不管他是不是圣人，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。
　　可他就是做了，说句到家话，这也是迫不得已。战国时，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，只有用这样的手段，才能让当权者信服。例子就是诸葛亮怎样说服孙权的。
　　说到这里，就可以看出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的巨大缺陷了。他是大儒不假，文章写得超迈古人，独步当时更是真的。但有一点，他这个大儒，准确归纳，是先秦时代的大儒。他自学成材，一直闷在蜀川之中冥思苦想，把先秦时代最高层的思想都研究透彻了，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离得就更远了。其结果，很像一个落寞武士的自白。
　　那位武士输给一个人后，用十年光阴闭门寻找对手的缺陷。十年后终于豁然开朗，自信可以击败对手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又沮丧得要死。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比当年更远了。
　　他找到的是对手十年前的破绽，这十年来对手没有进步吗？可他自己的进境却仍然是十年前！
　　苏洵就是这样，用先秦时的理论、做派在千余年后的宋朝实践，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，还一片茫然，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。说句难听的话，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，正好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的话，父子三人灰溜溜回川都是可能的！
　　不过这也怪不了他，当年孔子、孟子周游列国时，难道就得到了什么好果子吃吗？儒家学说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不可弥补的大缺陷，在初创者时代就没有完善过。研究历史，就是要正视当年发生的事，像寻病根一样，找到问题所在，好在现实中避免，这才是历史学问的存在理由。
　　而不是变成追念古代辉煌，让现代人活在梦里，来缓和眼前不如意心态的故事书。
　　说到这里，索性多说几句题外话。关于大儒这个词，对现实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中华民族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到底需不需要他们。
　　首先，作为百家学说，或者人类文明的起源，儒家的存在，绝对是划时代的产物，是中国这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。这是积极的，了不起的。
　　但是有一点，儒家学说里有个大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法自圆其说。比如它是入世的，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，如军事，或者经济。这就出事了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每个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，在现实中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　　很多时候，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，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，得创新，得研究才能出现。就好比新病毒和新疫苗的关系。
　　但是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，解决的办法不在现实中研究，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，找答案。这就是大家看中国的各种古代文献时，动不动开头就是“古人云”的出现原因。什么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么解决的，然后我们大家照搬就是。
　　这样行得通吗？！
　　这就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，了解到这一点，就会清楚，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，大儒早就是废物了。不光是进入21世纪，就算在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，苏洵都碰到了死对头，那就是后来以“天变不足畏、神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”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。
　　王安石这时奉旨回京，做群牧判官，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。他们在欧阳修的家里见过，初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，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脾气，一样的恃才傲物，碰巧更是一样的自学成材。这样理想的冤家对头你说还能去哪里再找呢？
　　老苏和王安石成仇，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和王相公长久不和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，说过了大儒，下面进入科考正题，宋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的科考终于开始了。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，苏轼苏子瞻，终于横空出世。